宋国华元率军与郑国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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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学校读书时，笔者从历史教科书中学习到春秋时宋国和郑国曾经发生一场大棘之战。但那时，感觉地点离自己那么遥远。参加工作后做记者，喜欢翻阅地方志书，了解家乡的人文风情以丰厚文稿。有次，在清代《宁陵县志》中赫然看到古迹“大棘城”的记载，心中疑问：这不会是大棘之战的“大棘”吧？再看阐述，还真的是！当时，激动之余忽然感觉到，很多书中的历史竟然离我们那么近！
后来，在参加新闻业务培训时，老师又以“大棘之战”为例，讲述这是我国第一篇“倒金字塔式”的新闻记事，让笔者对这场战争记忆更加深刻。再后来，闲来无事分析一下战争的经过，发现这场战争宋国遭遇滑铁卢，其根本原因竟然是因为一碗羊肉引起的。而此记载，将商丘人爱吃羊肉的历史，一下追溯到了春秋时期，可谓久远。如今，商丘民间还流传着“冬天喝羊汤，驱寒暖身增营养；伏天喝羊汤，温胃止泻去肚胀”的俗谚。可是，美味、营养的羊肉，怎么会引发宋国的惨败呢？
带着无尽的思索，笔者漫步在睢县犁岗一带的惠济河畔，探访大棘之战的古战场遗址，当年的厮杀如今已被祥和的生活所代替，但战争中的故事所折射的涵义却如一本大书，值得细细研读……
大棘之战：吹响晋楚争霸“集结号”
周匡王六年（公元前607年），在宋国的西南边陲大棘城附近，宋国和郑国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战争——大棘之战。其实，战争并非两国的本意，它是发生在当时楚国和晋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大环境下的。
此时中原的局势是：晋国经过文公、襄公两代的经营，成为霸主。可南边的楚国，虽然在公元前630年的城濮之战中败于晋，但由于楚庄王的励精图治，开始挑战晋的霸主地位。双方一南一北，夹在晋楚中间的国家，特别是宋和郑，不断受到双方的胁迫。因为城濮之战时晋曾救宋，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坚定地与晋结盟。郑距楚最近，因此感受到楚国威胁的郑穆公，在一年前选择了与楚结盟。于是，宋国成了晋国的代言人，而郑国则是楚国争霸中原的先锋，郑、宋之间摩擦不断。为了挺进中原争夺霸权，楚国命自己的盟友郑国讨伐晋国的盟友宋国，郑、宋双方于是在大棘展开战斗。
公元前607年春天，郑军在执政公子归生（亲楚的郑国实权人物）的带领下，率兵车300乘，进攻宋国，宋国文公子鲍遂命大尹（宋国官职的一种）华元于大棘迎战郑军。此战最终以宋国大败而结束——失去战车460乘，被俘250人，死者被郑军割去左耳100人，主帅华元被生俘，乐吕战死。《左传》载：“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
郑、宋两国为什么会选择在大棘，也即是今睢县犁岗一带的惠济河畔进行战斗呢？商丘师院资深教授、考古专家王子超认为，这一带是当年郑、宋两国疆域的交界处。郑的都城（新郑）离此较远，因是主动出兵，行动在先；宋都城（商丘）距此较近，但为被动迎敌，出兵在后，所以双方的军队才有可能同时在此交接。再者，这里的地势平衍开阔，又傍临河道（《水经注》卷二十三：“涡水又东经大棘城南，故鄢之大棘乡也”），适宜于“连营布阵，踞险扬兵”。
郑国公子归生率军击败宋军后，楚庄王自信满满，认为宋军不过如此，遂准备大举攻伐中原。由此，大棘之战成为楚国发起争霸中原攻势的“集结号”。
各自为政：一碗羊肉让宋国折戟
大棘之战以宋国惨败而告终，而失败的原因，说起来很让人不可思议，竟是缘于一碗羊肉。
郑、宋开战前，宋国将领华元对于此战极为重视，他命令厨师宰杀肥羊犒赏三军，宋军官兵也士气高涨。华元端着盛满羊肉的爵器，意气风发地对将士说：“今天作战大家都要听我的号令行事！一鼓作气，把郑军击败！”华元很高兴，官兵们也很高兴，但只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华元的“司机”羊斟。当时都是驾着战车打仗，负责驾驶战车的人叫驭手。大家都吃着羊肉喝美酒，偏偏华元没给他的驭手分羊肉（《左传》：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
华元为什么不给羊斟分羊肉吃呢？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史籍上没记载，我们也不好乱猜，但司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都说秘书是二号首长，司机是三号首长，到了战场，司机可就不仅仅是三号首长了，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号首长了。郑、宋两军开战，战车齐出，杀声震天，华元的战车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指引宋军杀入敌阵。
就在华元指挥作战正酣时，羊斟发飙了——他扭头幽默地对华元说：“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这就是成语“各自为政”的出处）什么意思呢？羊斟是告诉华元：“昨天分羊肉，你说了算；今天驾战车，我说了算。”
没等华元反应过来，羊斟猛抽几下马鞭，战马受惊，拖着战车头也不回地冲进郑军阵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郑军将士分外惊喜，一下子上去把华元的战车包围了，宋军统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俘虏。于是,宋军大败。就这样，一碗羊肉断送了一场战争的胜利。
后人谈起大棘之战，首先痛骂的是羊斟这个小肚鸡肠之人，以私害公，把一碗羊肉看得比国家都重要。《左传》对他的评价是：“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但话说回来，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华元难道没有责任吗？《吕氏春秋·察微》即批评华元说：“夫弩机差以米则不发。战，大机也。飨士而忘其御也，将以此败而为虏，岂不宜哉？”驽机因为米粒大小的细微误差，就不能发射。对于细节的不重视，才导致华元失败，华元怨不得别人。如果说两千年的大棘之战留下什么教训的话，倒应了那句名言：细节决定成败。
授敌以柄：“平民宋襄公”狂狡辂郑
宋国是一个极为讲究礼制的诸侯国。宋襄公时代，管仲在《管子·水地篇》中以各地之水，论天下民风，“独赞楚而美宋”：“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仁义之师”的宋襄公死后约30年，宋国士兵狂狡同样因在战场上对敌人施仁义而被人耻笑。
狂狡因“大棘之战”留下名字。“狡”出自《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在穰。”前面再加“狂”字，说明此人非常强悍，力大无穷。狂狡“生长于宋，闻襄公之风而悦之”（《吕祖谦全集》第六册）。也正是这么一个人，在大棘两军交战中上演了一场英雄救敌的剧情：狂狡迎战郑国军队，混战中，他驾着战车猛烈撞击郑军，将一辆战车撞翻，车上的郑国兵滚下车来，跌进一口井里。狂狡稳住战车，前来查看，只见郑国士兵在井水中挣扎，井壁滑溜溜无处攀爬，眼看就要淹死。狂狡没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也没有“痛打落水狗”，他把长戟倒过来，让郑国士兵抓住戟柄，将其拽了上来。但郑国兵趁势夺过了戟，架在狂狡脖子上，反而将他俘虏（《左传》载：“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
在这个战场版“农夫和蛇”的故事中，被救的郑国兵没人指责，狂狡却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古往今来，很多人把狂狡与宋襄公相提并论，认为战场上滥施仁义，咎由自取。《左传》评价狂狡之举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意思即是：狂狡失掉礼法违背命令，正应当被擒获。
大棘之战，同泓水之战一样，也以宋国战败告终。对于战败失利的宋国，宋襄公和狂狡的厚道，太奢侈了。所谓“成王败寇”，当胜败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时，其他都被忽略不计，勇敢、宽厚和善良，成了笑料。春秋是个大动荡的时代，礼崩乐坏，无法无天，原来的价值观和道德法则，被弃若敝屣。在这样的背景中，宋国文化有所不同。尽管宋国人对襄公和狂狡也大为抨击，他们只是极端的个案，但他们的存在，如冰山一角，显露出宋国文化的一些特质：方正阳刚，坚守规则，诚信宽厚。抛开战争这样的特殊场景不论，就民风而言，宋国很男人、很绅士。
宋城者讴：于思于思嘲华元逃归
大棘之战后，宋文公子鲍听说宋国惨败，华元被俘，又从败兵口中得知华元作战英勇，心中有所不忍，遂命人以百乘兵车和四百匹骏马要求赎回华元。没想到这些车马还没来得及抵达郑国，华元已经趁看守不注意，逃了回来。子鲍又惊又喜，遂任命华元为睢阳城的百工令，负责商业和手工业。
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华元回到宋国以后，他遇到了其专车司机，也就是那个驾着马车把他送入敌群的羊斟。华元见到羊斟，按常理应该十分愤怒才对，但他却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语气安慰他：“是你的马太不听话，才让我当了俘虏吧？”华元想给自己的司机一个台阶下，但羊斟偏偏并不领情，回答说：“跟马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的故意，你才被俘的。”（《左传》载：“见羊斟，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华元从羊斟这里证实他的被俘是羊斟干的。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羊斟害怕华元杀他，加上全国人民的纷纷谴责，只好隐姓埋名逃到鲁国，苟且偷生。
华元因大棘之战失败后的逃归而遭到百姓嘲笑。宋国筑城垣，华元为主管，出去巡察建筑工程。筑城的人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这是成语“于思于思”的出处）意思是：鼓着眼睛，挺着大肚，丢弃了盔甲又回来了。络腮胡子呀络腮胡子，你丢弃了衣甲又回来了。华元让他的护车武士回答：“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皮是有的，犀牛的皮子更多，弃甲又怎么样）筑城的人回答他说：“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然有犀牛的皮子，油漆弓箭的丹漆又从哪里来呢）华元说：“去之，夫其口众我寡。”（走了，不和你们说了，你们人多口众，我势单力薄。） （京九晚报 文/图 马学庆）